黨的二十大發言人日前強調,中國發展仍具有諸多有利條件,中國經濟韌性強、潛力大、活力足,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。我以從事幾十年經濟研究所形成的認識,愿意就此談一下自己的理解。客觀來說,中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,必然依“順之則昌逆之則亡”的世界潮流、人類發展文明進步的共性規律,并結合中國的國情與特色的個性要求,充分地推進工業化、城鎮化、市場化、國際化、信息化,再加上“五位一體”總體布局里所要求的法治化、民主化,這七大潮流,將合流譜寫中國未來的發展。這一思路上的實證考察,可以說明,中國經濟還有著相當大的成長性空間。
未來幾十年,中國的工業化要完成從中期走向中后期、再到后期的發展過程。基于改革開放以來終于推進到的“世界工廠”局面,中國的制造業規模已全球第一,但以不少具體領域合成的綜合判斷而言,仍然存在大而不強、全而不優的問題。中國制造必須升級為中國創造、中國智能制造、中國智慧制造,這些將一定伴隨著中國的城鎮化過程。中國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現在還僅在45%左右的水平,以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把這一指標適當往上抬高,我認為真實城鎮化水平也只能認為有50%或者再稍微出頭。按照一般經驗性規律總結,真實城鎮化水平要走到70%左右,才完成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階段。那么如果我國真實城鎮化率,今后每年平均增加一個百分點,我們也還需要走超過15年的過程才能完成其高速發展期,這大致可走到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后。
這個工業化和城鎮化必然結合互動發展的過程,從長期看,則是通過一個供需互動的持續過程來完成的,而這一過程,在中國大地上,只能以非常獨特的“巨國模型”來認識和描述。它的具體表現場景,將會體現在中國約700個中心區域大大小小的城鎮建成區中,它們的最主要發展趨勢,是依國家科學有序推動都市圈、城市群建設的國土開發頂層規劃,將城鄉結合部往外推,還必然要打造很多新區。各個中心區域、新區,以及它們之間,將出現基礎設施一輪又一輪的建設和升級換代,以及互聯互通。這一過程,又必將伴隨產業升級發展、產業間的不斷互動,以及越來越多地釋放出人力資本培育等方面的需求。回應這些需求釋放的供給側的有效供給,將在內循環為主體、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,表現其支持發展的功能與潛力、韌性與回旋余地。
這個供需互動的過程,將表現出中國經濟巨大的成長性空間。因此,即使這個過程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和不愉快因素的干擾,我們仍然可以從中認識和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確定性。
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的確定性?基于客觀支持因素,在主觀上不犯低級錯誤的同時,發力“做好自己的事情”是最重要的。在宏觀層面,必須以堅持深化改革開放,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,堅決貫徹好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的“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”。由這個“統一”切入,結合“高標準法治化”,實現對所有市場主體產權保護的一視同仁,依法保護公平競爭,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,消除各種不當的條塊分割壁壘,更好地促進城鄉一體化,更好地解決“城鄉分治”的弊端,更好地在消除全國統一大市場中堵點的同時,擁抱全球市場。
在微觀層面,要有一套清晰的對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原則體系的落實方案。除了涉及企業的“負面清單”即“法無禁止即可為”之外,還需要有政府自我革命的“正面清單”,即“法無授權不可為”,再加上“責任清單”,有權必有責,政府行為事前事中事后,都要進行績效考評并完善監督和獎懲問責機制。這一套自上海自貿區開始施行的原則體系,關鍵是怎么推廣落實。此外,大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共贏發展,要特別注意,在多層次資本市場、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,間接金融的比重必然會適當調低,直接金融比重將上升,同時“供應鏈金融”需要有創新發展,大企業可以更多通過供應鏈金融帶動與自己合作的、廣大的上下游中小微企業,一起尋求發展機遇。
外界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疑惑,一個是房地產是否已經觸底?筆者認為,基于中國經濟成長性的認識,當下雖然從近700個城市的大面上來看,房地產的“黃金時代”這個特征已經明顯消退,但還會更多體現為“白銀時代”,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。當然,不排除一些地方進入了只能穩定發展的“黑鐵時代”,甚至或有少數三、四縣城市更為糟糕的局面。但實事求是說,現在房地產業面臨的挑戰,更多是在2021年底以來中央頻吹房地產政策暖風的情況下,怎么完成筑底消化市場上不良預期的過程。我們現在應該更有信心,總體而言,樓市是可以穩住的,不會出現人們曾經擔心的多米諾骨牌式崩盤。但是它的恢復,還需要一個在早已形成的“冰火兩重天”格局下,總體而言等待基本局面特征轉換臨界點出現的過程。近期,我們已看到了由“火”的一邊帶動未來這種情況的跡象。
人們關心的第二個問題,是財政的可持續性,突出的是地方財政缺口的問題。總體來說,這些年分稅分級財政制度,已經相對好地處理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。事權與財力運用方面,覆蓋中央和地方共同行使的事權,已經越來越多地具體落實到操作方面的支出責任清單。比如,在醫療保障、公共交通、義務教育等這些非常重要的公共產品、準公共產品供給領域,中央和地方是按照陽光化的制度規則一起處理怎么分擔它們的支出,在操作方面,這些都有越來越清晰的細則。中央、省兩級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,會特定地、選擇性地支持欠發達的和困難的市縣與基層。近幾年,受到疫情沖擊,出現了一些地方財力吃緊的情況。但從全局來看,我們畢竟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底子,對于頂過這一輪的支出壓力,還是有把握的。到各地看一看,發展建設是有延續性的,經濟成長性體現的過程大體沒有中斷,只要給予一定的修復條件,它就會跟上。而且,我們政策工具箱的財政政策可用工具還是比較充足的。
做了幾十年研究,筆者過去就知道一句話,叫做“年年難過年年過”,等到壓力扛過去以后,通常都再補上一句話,“年年過得還不錯”。當然,這次我們面臨的風險比過去要高一些,但在黨的二十大給出很好指導后,相信我們能夠扛過去,包括在復工復產和做好抗疫這方面實現更好的平衡,走過整個所謂后疫情時代。
(本文作者介紹: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