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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募基金行業的“去明星化”在2023年春天開始了。
多位管理規模上百億的明星基金經理或離任或卸任。雖然目前官宣離職的并不多，但隨著離職傳聞四起、市場議論、基民瞪眼，底下的暗流涌動已是難以掩飾。他們想必是醞釀已久才謀定后動，但在一個萬物生發的季節里悄然離去，依然讓人頗感唏噓。
他們是2019年來這輪公募大發展中走出的“頂流”，曾經手握“爆款”，是各家基金公司的頭牌和各大渠道的寵兒。和此前一輩的基金經理不同，他們在投資上劍走偏鋒，將上百億資金重倉到某些熱門賽道里。在他們的帶頭下，白酒、醫藥、新能源等賽道一度被貼上“抱團”標簽。但在賽道行情瓦解后，特別是2022年的持續性下跌，昔日豪情押注成了他們今天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這種沉重，既包括大規模基金帶來的策略單一化，也包括基金契約、公司投研分工等系列約束，使他們面臨著一個兩難困境：如果硬扛下去，龐大體量的虧損何時才能回來？基金公司會否給時間且不說，他們畢竟“生也有涯”，干等下去何時是頭？困坐愁城，識性交攻，安得不危？但如果撂挑子一走了之，曾經傾注的心血和明星光環可能就此付諸東流。更何況，此時拂袖離去既無顯急流勇退之智，亦難言前路有百尺竿頭之機。
中國經濟長期以來重生產、重投資、輕消費，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相對不足，老百姓傾向于把部分收入存儲起來，以備不時之需。良性健康發展的公募基金行業，不僅是大資管行業發展的風向標，也不僅是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持續進步，更是上萬億民眾理財資金保值增值的希望所在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明星基金經理扎堆離職，基金公司規模下降、管理費下滑自不必說，短期內大量贖回帶來的流動性壓力還可能會傳導至二級市場，對上市公司和基民（包括機構持有人），乃至整個市場預期都會造成傷害。
正是因此，有重要基金經理要離職的基金公司往往會提前多方運作，直到最后一刻才對外公布。基金公司第一時間所考慮的，應該是基民的知情權。但從現實情況來看，基金公司會和渠道等主體提前溝通，唯獨把投入真金白銀的基民放在了最后。從實質上講，基金一旦增聘新基金經理就意味著舊基金經理開始撒手，從此時到發布離任公告的過程可長可短，有時會長達一年之久，基金持倉可能已全部換了一遍，以至于有基民吐槽自己買的是“盲盒基金”。
長期的信息不對稱，還給基金業“委托代理”問題的解決帶來雙重阻礙：
一是基民對基金投資和基金經理的了解和跟蹤，長期處于滯后狀態：一旦注意到某個基金經理或某類主題基金時，所對應的賽道行情已過高峰。等基民紛紛買入“爆款”之際，行情就開始進入下行通道，凈值下跌和基金經理頻繁變更接踵而至。基民買基金的美好初心，最終卻變成了遭罪式的折磨。
二是掩蓋在信息不對稱下的內部運作，藏著個別公司隱蔽的公司治理和企業文化缺陷。某位近日離職的百億基金經理，苗頭早于2021年下半年就出現。當時該基金經理（同時還是公司創始成員、分管投研副總、投決會委員）在事先不知情情況下被取消了基金交易決策權，并增加了共管基金經理。公司的理由是該基金業績未給投資人帶來良好體驗，決定增聘新基金經理共同管理，但隨后又稱是溝通環節出現問題，雙方已妥善解決。雖然該基金經理最終保住了交易決策權，但也退出了投決會。而這一切，從頭到尾以隨意的鬧劇形式在網上呈現出來。從中暴露出來的公司治理混亂、一把手專斷、投研老將不被信任等問題，均受到市場詬病。
當然，無論從資本市場健康發展角度還是公募基金行業高質量發展角度，大家都不想看到這樣的現象愈演愈烈，尤其是在公募基金行業發展迎來25周年之際。但沉疴非一日之弊，革新需要拿出真正的魄力，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體，這里有幾個探討方向：
一是收取管理費的經營模式有沒有可能改變？既然基金投資有風險，承擔風險就不應僅是基民，還應包括做投資決策者。雖然基金公司有自購，但這只是一種集體正確和自我標榜行為。自購是建立利益共同體的正確方向，但應加強信息披露。
二是規模沖動能否在制度上得以控制？如果一個基金經理在短短三五年內就從普通人到明星再到落水狗，他的職業生涯曲線大概率會相當難看，甚至自此泯然眾人。人無再少年，基金公司這種用人模式，何嘗不是“傷仲永”？
三是如何切實保護基民充分知情權？目前3000多基金經理和7億多基民之間相當程度上處于隔絕狀態。個別基金經理沉默寡言，基金定期報告、直播、財富號、微博等公開渠道均不見身影，對長期虧損從不回應。信息披露有沒有可能進一步規范，如季度報告里的投資策略和運作分析部分，基金經理盡量減少正確的廢話，盡可能以通俗語言回應基民關切。
在這方面，著名投資人李錄提出的兩條進入資管業所應遵循的底線值得借鑒：一是把對真知、智慧的追求當作自己的道德責任，有意識地杜絕一切屁股決定腦袋的理論；二是真正建立起受托人責任意識，把客戶每一分錢當作自己父母節儉一生省下來的錢。
